唐朝的安史之乱，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安史之乱的根本症结，既不是玄宗的政治把戏的高明或拙劣，也不是安禄山个人品格的阴险或者磊落。

造成安史之乱的，也恰恰是造就盛唐的那个东西：城傍。

城傍，就是将被征服的草原部落打散部落统属，安置在边境附近草场的族群。

他们同样是唐帝国的子民，甚至不是简单的羁縻。他们缴纳很少的物质赋税，但是负有承担军事征调的义务。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仍旧保持游牧色彩，但是在军事组织和部族内的人际关系上，则出于唐帝国的军事需求，而被严密的组织化了。

唐帝国在军事上的能量，和它整个国家的经济能量、财政能量是不匹配的。我们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机体，经济能量可看作机体所能获取的食物总份额，财政能量可看作机体所能实际吃掉的份额，军事能量可看作机体能将所吃掉的东西转化成四肢力量的份额。

唐前期国力、财力均不如前隋，但是他的军事征服却陡然特出，即便放在整个古代史上，也是难以复制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食物匮乏的环境里长期徘徊在温饱，但是却四肢健壮，甚至能猎熊博虎，不奇怪吗?

原因就在于：城傍。

军事力量，简单讲：就是我能提供多少物资，然后这些物质能招募和训练多少高质量的战士。

游牧民族进行军事征调的成本极低，士兵的军事训练成本极低，但是军事组织的效率低，协同作战的能力低。

汉族进行军事征调的成本高，士兵军事训练的成本高，但是军事组织上更成熟，各部队协同作战的军事指挥能力更高(在成熟的汉族军队框架内)。

城傍和唐帝国的边境军事体系一结合，一下子就取胡汉之长，避胡汉之短。用成熟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指挥系统，来统御质优价廉的城邦兵，造就了汉民族政权的扩张奇景，这也是造就盛唐的最重要军事支柱。

唐帝国因为在前期面临巨大的边境军事压力，放权给地方长官，征调外族士兵。因其族群的特殊性，难以用中央集权的严苛办法来层层监督。地方军事长官为了笼络这些城傍，玩玩结为义子，安禄山如此，仆固怀恩也是如此，郭子仪虽然不认义子，下属们却叫他爸爸。

这其实是为了借用胡兵之力不得不做的妥协，唐帝国在前期边境军事管理上，始终未能实现精细化管理，原因也在于胡兵作为唐帝国的军事基本盘，装不进那么严苛的科层制体系里。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安史之乱，安禄山不仅仅是作为三镇节度而反，他是作为三镇城傍的军事头目而反。被裹挟着进入河北地区的，何止是藉册上的十八万兵。

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安史叛军，即便是郭子仪、仆固怀恩的朔方军，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唐帝国的忠诚度也要打个问号。安史之乱，暴露的问题就是：这些唐帝国倚重的优质兵源，从族群文化上和组织结构上，都不能被中央集权体制控制。也就注定要成为中央集权的肿瘤。

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来讲，这个肿瘤是历经河北藩镇、唐末混战、五代更迭，最终将胡兵一半物理消解(战争损耗)、一半化学(长期胡汉杂居)消解，才最终祛除。

为了一百年的璀璨，赔上了二百年的萧索。这两个时间段的分界，就是城傍的反噬：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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