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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如果我早一点得到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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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04日,施一公在中央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创办西湖大学之前,我对诺贝尔奖从来没有上过心,但是自从创办西湖大学以后我对它特别关注。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早一点得到诺贝尔奖,会对大学创办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舆论环境,会让西湖大学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但是对我而言,十个诺贝尔奖也换不来一个西湖大学”。

施一公:如果我早一点得到诺贝尔奖……

在百度上搜索“施一公”,“男神”形象充斥屏幕: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获得诺贝尔奖级科学突破;施一公的新发现距离诺贝尔奖有多近;冷冻电镜是什么神器曾助施一公获诺奖级成果;离诺贝尔奖最近的科学家施一公;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施一公有多牛;施一公风一样的男神;师从施一公如今是网友眼中的偶像女神;施一公五大弟子……特别是在2014年,施一公获得晶体学专项奖——爱明诺夫奖时,大哥饶毅对小弟施一公充满期待——与瑞典国王“第二次握手” ……

关于施一公的所谓诺奖级成果,网上有一篇刁博写的评论性文章“施一公、颜宁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文中给出了客观评价:施一公、颜宁离诺贝尔奖的距离和路人甲、路人乙距离诺贝尔奖的距离是一个数量级的。关于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戈兰·汉松给出了明确答案:“这一奖项必须颁发给做出重要的原创工作或发现的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限制,你的工作地点、有没有学位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获奖者的发现肯定是颠覆了生物医学的某个领域,或是推进了我们对生命科学的理解。”

“一般情况下,那些被包装、炒作的科学家往往会失去正常的心态,其行为准则很容易偏离科学的规范。因此,这科学事件很像一幕‘闹剧’,最后也往往不会以科学的方式收场。前苏联时期的‘李森科事件’如此,近年韩国的‘黄禹锡事件’也是如此。但相比而言,李森科本人完全是有目的地利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排斥学术异己;黄禹锡则是为了‘顺应’民众冲击诺贝尔奖的强烈愿望,在学术上采取了一些造假行为,并借助媒体的炒作获取了大量科研资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鸿生如是说。

6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在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同时,明确反对浮夸浮躁、投机取巧,明确反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何光喜研究员解释说:“过去一段时间,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考核评价科研人员时习惯于数论文和项目数量,于是,一些科研人员就拼命发灌水的论文。有人则把精力放到尽量多的拿项目、拿经费,要么是什么项目都接,要么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有人专做短平快但科学价值较低的项目”。何光喜强调,要从端加强对学术不端和不良学风的惩治,对于一些大儿的典型案例,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发现一例惩处一例,并且惩处力度足够有震慑力,不能因为某个人有什么权威地位,就采取高举板子轻轻打下的处理方式。(习博/文)

附:施一公、颜宁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揭晓时,作为论文大国、科研经费大国、科研人员数量大国的中国又一次与这科学盛宴绝缘。国内媒体动不动就喊“诺奖级”成果的今天,到底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201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对冷冻电镜技术做出杰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国内两位学术明星施一公和颜宁的工作离不开冷冻电镜,他们也曾被媒体赞美做出了“诺奖级”的工作,他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呢?

 

施一公:如果我早一点得到诺贝尔奖……

施一公和颜宁这对师徒同为结构生物学家,他们在CNS(Cell、Nature、Science)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个数据是非常恐怖的,国内很多知名高校建校以来还没在CNS上有这么多论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也是对这个数据望尘莫及。这么厉害,诺贝尔奖会不会向他们招手呢?201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瑞士生物物理学家雅克·迪波什(Jacques Dubochet)、德裔美籍生物物理学家约阿基姆·弗兰克(Joachim Frank)和苏格兰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理查德·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获得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理由是:研发了冷冻电镜,简化了生物细胞的成像过程,提高了成像质量。冷冻电镜的分辨率能够达到分子级别,同时能够保持生物分子的自然状态。冷冻电镜的出现让结构生物学蓬勃迅速的发展起来,将诺贝尔奖授予冷冻电镜的研发者,实至名归。

为什么没有给施一公和颜宁呢?他们只是冷冻电镜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做的工作也只是依靠电镜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蛋白质几十万种,比较重要的至少几百上千种。在电镜下得到蛋白质的结构并非是高大上的开创式研究,得到蛋白质的结构就能发CNS,在崇拜CNS的国度里,这是绝好的论文灌水机会。施一公和颜宁能在CNS灌水那么多,得益于清华大学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清华大学专门用了一栋楼去安置3台先进的Titan Krios电镜,施一公还打算再购进一台。有这样的先进设备,换另外的生物学教授也能很快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施一公、颜宁等结构生物学家的成功并非是他们的伟大,而是冷冻电镜设计者们的伟大。施一公、颜宁等人发的CNS越多,就越能说明冷冻电镜的设计者们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只会让冷冻电镜的设计者们更快的摘取诺贝尔奖,他们自己是不会凭解析出蛋白质的结构得到诺贝尔奖的。

施一公和颜宁应该清楚他们这样一个个的去解析蛋白质结构是不可能得诺贝尔奖的,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喜欢一篇篇的CNS。他们的工作和“诺奖级”根本不是在一个层次,施一公、颜宁离诺贝尔奖的距离和路人甲、路人乙距诺贝尔奖的距离是一个数量级的。

要想在解析蛋白质上摘取诺贝尔奖,只能跳出现在的方法。如果有谁开辟出解析蛋白质结构的新方法,能够将现在的解析过程大大简化,想必也是可以摘到诺贝尔奖的。这样的新方法,至少目前还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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