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要写诗 写诗能改变什么

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常常被用来谈论二战以后诗歌的处境。同样的说法换一种，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文革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问题是这种说法只看到诗歌难以真正表达人们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遭遇的一切，尤其是难以表达内心在受到邪恶冲击后感到的震惊、恐怖甚至绝望。这使得“诗并不能阴挡一辆坦克前进”(希尼)，从现象的角度看是准确的。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情况是，尽管写诗成为了“野蛮”的事情，对于改变人类处境的确没有丝毫作用，但仍然有大量的人还在写诗。所以，问题的实质可能并非写不写诗，以及诗能够干什么，而是人类为什么要写诗。尤其是在明知道“写诗是野蛮的”之后还要写诗。这涉及到的是诗是什么的问题。也许我们能够说的是，表达本身已经是人类与世界建立关系的，几乎具有本能意味的精神活动。这一活动的实质在于，它是来自于人内心的需要，而与外部世界设置的障碍无关。

生于孟买的萨尔曼·鲁西迪

二十世纪，作为写作者，遭遇最让人感慨的应该是印裔英语作家鲁西迪了。自从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面对全球伊斯兰教徒发出对他的追杀令，鲁西迪只能选择不在世人面前出现的生活。如今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几十年。尽管新的伊朗宗教领袖宣布撤销了追杀令，但他还是不敢公开出现在公共生活中。因为仍然有伊斯兰教徒不放过他，要取他性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鲁西迪的遭遇成为了一种象征，它说明的是，一个写作者其实并非能够全然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写作。这个世界上总有各种各样的力量在制约着写作者。因而写作最终意味着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这一事实在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中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诗人怎么写，写什么，从来不是某些人想当然的以为的那样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在不触动外部世界的情况下，或许是这样，而一旦哪怕有丝毫的触动，人们就会发现，类似于鲁西迪那样的遭遇很可能就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为此，写作其实变成了类似于躲猫猫的行为。

布鲁姆谈到他曾经挑起过四次大的文学论战，结果都是以自己的失败结束。我欣赏他这样说，觉得他在这样说时心里一定很骄傲。其实，可能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失败与否，而在于一个人能够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学观念是正确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仍然是这样的态度。就像我坚持认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之后，诗歌是属于小众的文学式样，只能由专业人士来谈论。这种观点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尽管很多人反对我还是坚持这样认为。原因在于，现在的诗歌写作需要写作者拥有更多对人类知识的掌握。我的意思是说，在浪漫主义、后期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超现实主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在两次世界大战、电子科技高速发展以后，怎么处理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诗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写作不能在辨别、分析、呈现、改造的意义上完成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那么他的写作也就不能说做到了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理解。而连自己与时代的关系都没有搞清楚，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他写出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呢?这也是我坚持认为现在的很多人写下的东西，并不是当代诗的原因。

The Art of Reading Poetry,2005

从技术层面上说，讲究形式是完成诗的必要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写诗的过程中，努力去思考语言的构成与具体诗篇的关系。这里面包括了如何选择意象，如何安排节奏，以及如何获得诗句的转换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在这一切都能够顺利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或许才能看到诗的意义指向和容量究竟达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应该说诗的最终的成功，的确是取决于对容量的控制的，越是能够使容量外溢向大的范围扩展的诗，应该说成为一首好诗的可能性越大。相反，缺少这种能量的诗则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诗。我这样说好像有点唯形式论的色彩，但它符合诗从诞生之日起人类赋予它的使命——既然诗歌是人类从审美的意义上讲最高的艺术形式，那么它的确带有基本的对人类审美意识的技术性要求，即它是对我们如何看待美的具体落实。因此，怎样写一首诗实际上与我们的审美能力有关。

不管体式如何变化，诗的构成仍然需要我们在技术上做到“起承转合”。这一点我一直觉得非常难。古典诗，主要是格律体诗，像五律、七律，“起承转合”比较容易做到，是因为它们有“联”的要求，“首、颌、颈、尾”的明确划分，基本确定了怎么有效而合格的完成一首诗。但现代诗的“起承转合”则需要写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诗的长度和内在发展自己去把握。这实际上很考验写作者谋篇布局的能力，并且考验写作者的控制能力。因此，在写的过程中，平衡、展开、推进，转移等一系列对诗而言必须的写作手段，均需要写作者在诗意具体发展的情况下由自已慢慢去琢磨。而且一旦控制不恰当，很容易出现失衡的情况，从而导至诗不成立，或者诗不是好诗。为什么我们经常读到一些首尾不一致，头重脚轻、或者说让人感到写得生硬的现代诗，关键就在于上面说到的那些方面没有做好。所以，我一直认为现代诗(当然是好的作品)是一种比古典诗更难写的诗，它表面上的可长可短，句转行长不受限定的形式、语言自由，使不少人误以为现代诗不需要技术控制，甚至没有形式要求。这当然错了。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现代诗的内在逻辑构成是更为复杂的。这种复杂需要写作者根据写作的形势用具体的写作策略去具体面对。

鲁西迪说，一个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必须成为自己正在写作的作品的批评家。我赞同这样的说法，并更进一步认为，如果一个写作者没有在写作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作品以批评家的眼光审视，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所写作品的缺点没有被发现，失去得到改正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时是身兼两职的，他必须既是写作者，又是对写作提出批评的人。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在自己身上的实现，觉得它的确能带来我们对作品完成度的自我监督。当然，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监督的实施是建立在对诗歌的历史和现实的总体把握，以及建立在对技艺的发展与变化的清晰了解之上的，如果只是耽于个体写作的简单认识之内，则很难完成这种监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个体的写作实际是被置于诗歌写作的总体进程中的，写作，既是对历史的偏移，也是对历史的加入。我们应该了解的是，每一首诗的存在，其实都是在另外的诗的支撑下存在的。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的诗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而任何阅读，对诗的评价，都是建立在与其他诗的比较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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