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司马迁是哪个朝代的人：司马迁，汉朝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科学家，汉景帝中元5年(前145年)生于左冯翊夏阳县的一个农村(今陕西韩城县南芝川镇)。父亲司马谈，也是汉代有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生前已开始了《史记》的部分写作，另一代表作品是《论六家指要》。

司马迁于元光、元朔之际，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公元前129—前128年)，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影响。还在司马迁童年的时候(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县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周围三里，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到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把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户迁到茂陵。在汉武帝始而鼓励人民、继而压迫豪强迁徙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为司马迁的新籍贯。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后来到司马迁五十岁的时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很大的城市了。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二十岁的司马迁云游祖国各地访问名山大川。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元狩、元鼎间，公元前122～前116年)，开始登上仕途的阶梯，作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实领十七斛。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更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为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提起司马迁，人们首先会想到有关他的两件事，一是他撰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一是他受过宫刑。可以这么说，由于司马迁的名气，在宫刑的人物史上，司马迁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也就与宫刑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生前把宫刑当作奇耻大辱。司马迁与宫刑的关系，也是历代史家和学者研究司马迁时避不开的一个话题。究竟宫刑给司马迁和《史记》带来怎样的影响，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较普遍的观点是，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天汉三年(前98)，正当司马迁埋头著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司马迁身受腐刑，人处逆境，体味三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奋著书”，对国事世事从此冷漠不再关心。他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就是这种“较普遍观点”的推理逻辑，它的潜在话语是宫刑成就了司马迁，司马迁因宫刑而使《史记》的思想性与文学性更上一层楼。这种逻辑的极端发展是，明代的部分史家甚至认为要成功先自宫。

很明显这种逻辑是基于司马迁一定能战胜宫刑带来的奇耻大辱和痛苦使人深刻这两种前提的。其实面对宫刑所带来的奇耻大辱，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司马迁徘徊了多时。虽然他最终为了那无声的立言事业选择了生，但“刑余之人”的痛苦一直煎熬着他的后半生。所以我们不能仅从司马迁最终战胜困难的结果，从而把过程想得太轻松，高估宫刑的积极意义。

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所以司马迁视腐刑为奇耻大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马迁出狱后，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此职本由宦官担任，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奏章，位卑权重，被朝臣目为“尊崇任职”。司马迁不以为荣，反以为辱，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