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被高估的世界名人

约翰洛克（1632-1704）

洛克很幸运，他幸运在于资料被很好地保存下来。大量的信件、著作的草稿、备忘录和其他笔记，还有很多畅销的哲学、政治理论和宗教方面的书籍，为后世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开辟了“洛克产业”。

洛克的理论，比如政府起源、知识的本质和宗教宽容的基础等，占据了18世纪思想史的重要位置，后人对于他的了解要远多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他关于政治责任本质的论述曲解了现代政治自由概念。他为宽容做出的辩护——尤其是在神学方面——被视为是对自由主义最好的辩护（尽管这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的论据）。

如果没有洛克，人们将会给予同时代其他理论更多重视。比如，人们会关注喧嚣派和平等派的理论，约翰弥尔顿、詹姆士哈林顿以及后来的贝内迪特斯宾诺莎的共和主义理论。对很多历史学家来说，洛克是一个不容易引起麻烦的人，因为他没有受到任何激进信仰的影响。洛克是一个好人，但他的成就被高估了。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从1804年到1814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甚至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

然而，拿破仑在三场主要战役中失利：卡德耶罗战役、阿斯珀恩－埃斯灵会战和滑铁卢战役。即使是一些取胜的战斗，比如奥斯特里茨战役和马伦哥战役，也是势均力敌的战斗，拿破仑的胜利更多靠的是运气而不是判断力。不过，最大的败绩还是1812年发动的对俄战争。拿破仑在这场战争中不是被敌军的指挥官，而是被俄罗斯冬季的严寒和糟糕的后勤所打败。虽然在伯罗的诺打败了敌人，但这次胜利代价不菲，法国军队损失了35000人。拿破仑出发攻打俄国时有一支40万人的军队，但最后只剩下不到1万人。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好像是为方便后人组织纪念活动所安排的一样，达尔文在50岁的时候，即1859年创作出《物种起源》一书。这本书中的论证娴熟，文笔优美，例证也极具说服力。但是进化论不是达尔文创造的，他的对手并不都是那些认为地球诞生于6000年前的持有宗教偏见的人。在书中，他没有提及生命的起源，他也没有把人类包含在他的物种体系之中。

达尔文也在犹豫是否发表他的作品，因为一个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博物学家已经独立提出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笔下的世界就像“一个大屠宰场，一个充满劫掠和不公的世界”。但是，使人们意识到生存竞争残酷性的不是达尔文，而是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

奥斯卡王尔德所谓喜好世俗享乐的观点很难被人理解。他的很多言论仅仅是对当时流行谚语的转化。他控告昆斯伯里侯爵诽谤，是因为昆斯伯里侯爵用确凿的证据指控他鸡奸。尽管王尔德被认为是真理的丰碑，但在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上他却表现得很不诚实。

他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非常幼稚甚至可笑。虽然他的一些书和戏剧作品确实令人赞叹，但他真的不像他的支持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

许多人认为丘吉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但是，丘吉尔除了是斗志昂扬的战时领导人，还有其他成就吗？

作为阿斯奎斯政府的商务大臣（当时英国商务部负责的事务比较宽泛。劳工部尚未从中分离出来，后来劳工部的大部分职能均归商务部行使），丘吉尔除了建立劳工介绍所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作为。在任内政大臣时，丘吉尔热衷于运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在海军部，丘吉尔批准英国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显然是错误的决定。在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两项职务时，丘吉尔所做的只是积极主张干预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内战，谢天谢地劳合乔治没有同意丘吉尔的主张。

作为殖民地事务大臣，为了自己的宏图大业，他毫不在乎瓜分中东地区国家所带来的后果。1924年，丘吉尔被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在任内发表的财政预算演说以及推动英国重新采用金本位制充分说明了他对管理财政一窍不通。1951年，年事已高的丘吉尔再度出任首相。但这时的他已无法履行首相的职责，他已经没有那么大能力反对别人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带领英国人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我们本不应该花费如此大精力这样纪念他。丘吉尔获得的声誉过高了，他实际上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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